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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娟朗读:于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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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银幕上倾倒众生的“萧涧秋”，一个是舞台上难以超越的“林妹妹”，孙道临和王文娟这对艺术界的金童玉女，结成生活中伉俪情深的金玉良缘。他们怎样从相识相爱到携手同行，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坎坷和挫折；年底86岁的孙道临告别人间，王文娟撰文深情回忆。
从学戏的那天起，我挑起了养家的担子，打定主意要先把弟妹培养成人。直到两个弟弟如愿考上了大学，我才觉得在舞台上演绎了那么多才子佳人、海誓山盟之后，也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此时，黄宗江这个“大媒”出现了，他与道临是总角之交，也是我在总政时期的同事。那是年春，黄宗江住的作协招待所里，玉兰大姐陪着我，黄宗英陪着孙道临，黄宗江很正式地替我们做了介绍。那天道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看起来书生气十足。房间很小，放了四张凳子便已转不开身，道临让我们先坐，自己则站在我身后靠窗的地方。很快三个“媒人”就聊得热火朝天，我本来就内向少言，意外的是，道临也很少插话。
王文娟饰演的林黛玉
从招待所出来，道临送我回家，沿着淮海路慢慢地走着，他先打破了沉默：“我看过你演的《梁祝》和《西厢记》……”我随口问：“哦，你觉得戏怎么样？给我们提提意见。”他倒也不客气，滔滔不绝，让我有些吃惊。“其实，我第一次遇见你，还要更早，是在卡尔登……”这下我愣住了，他笑着解释说：“那时，我演下午场话剧，你们演夜场，我在后台就看见过你。”接着，他又谈了对《追鱼》和刚上演不久的《红楼梦》的观感，我越听越觉得惊讶，没想到他竟是做足功课，有备而来，更没想到他对艺术对表演的见解，常常与我心中想的不谋而合。我停下了脚步，认真看着眼前这个不算陌生的人，突然觉得好像重新认识了他，这种异常熟悉的感觉，莫非就是平时所唱的“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
道临开始给我写信，常常是我的回信还没寄出，他新的一封又到了。我母亲喜欢看道临主演的《渡江侦察记》，心里先默默相中了这个“未来女婿”。当时，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大堆观众来信，都由母亲先看，所有被认为有求爱嫌疑的来信，母亲统统都扣了下来，但凡是落款上写着“孙”的，母亲便不拆，等我回家，才笑眯眯地交到我手里。
两个人都在上海的日子，他便会约我一起散步，他说起自己的家世，年轻时的坎坷经历，他父亲是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从小家教极严，严格过着循规蹈矩、一丝不苟的生活。早在崇德中学念书时，他就受同窗好友朱迈先等人的影响加入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奉命转入地下工作，担任北平“民先”的负责人，随后进入燕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也受到怀疑被捕，所幸一直未暴露身份，也未给组织造成任何损失。出狱后他曾多次设法联系党组织，却始终未果。此后，他回到燕京继续学业，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又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再次被捕，出狱后因为不愿在日本人掌控下的校园念书，又不忍给病弱的父亲增加负担，独自一人在北京交道口养羊，早上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送羊奶，夜晚一个人在灯下看书学习……我也讲述了自己少年时为家庭分忧的心境、青年时在乱世中为生计奔忙……他也曾经随上影剧团赴朝鲜战场，说起那段经历，他笑着说，或许某月某日在某个山洞里，我们曾擦肩而过也说不准呢。
孙道临和他饰演的角色
白天见面容易被人认出，我们只能晚上在僻静的马路散散步，一直走到深夜，他送我回家，到了门口却又不走，我说，那我送你，于是两人折回到武康路，到了他家门口，他说，还是我送你吧。就这样兜兜转转的“十八相送”，是我们恋爱时最常见的“保留节目”。
我们的恋爱很快就渐趋明朗稳定。年我在天马厂拍摄电影《追鱼》时，一天我小弟弟来探班，在摄影棚外看见一个人从缝隙向里面张望，觉得很奇怪，走近一看，却是电影明星孙道临。等到道临第一次上门，一直蒙在鼓里的小弟才恍然大悟。
道临第一次上门，我家就出了个小“洋相”。那天吃鸡子榨面，我们家乡的特产，用自制的米面放上笋丝、鸡蛋、咸白菜一起煮。不知是面不好，还是母亲的厨艺发挥有失水准，我吃了两口就忍不住皱眉，面实在硬得难以下口，道临却连连说“蛮好蛮好”，一边把面吃了个精光。后来，我问他那天的面到底硬不硬，他扮个鬼脸笑说：“你家的面再硬也是好吃的。”
天生丽质王文娟
没过多久，道临邀我去他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道临的母亲，她端正的圆脸上架一副老花眼镜，很慈祥，虽然极少出门，但非常好客，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房间不大，客厅还兼着书房，一张大书桌上横七竖八堆满了各种书和资料，茶几上早已摆好四碟八盘的零食点心，边上醒目地放着一个大蛋糕。那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蛋糕糖果属于难得一见的“奢侈品”。他母亲说，道临一上午跑了很多地方才买到，天气太热生怕蛋糕不新鲜，拿了一台小风扇一直对着吹。
就在我们的恋爱即将水到渠成时，意想不到的阻力出现了。双方单位政审时，有领导找我谈话：“孙道临过去的事，你知不知道？那是严重的历史问题！”我连忙解释：“他跟组织汇报过的，再说那不是他的错呀，又没有给组织造成损失……”领导显然非常不满意我的表态：“你是新党员，在政治上一定要站稳立场。”我深知，道临为了这个所谓“历史问题”，解放后写了无数申诉材料，回复总是让他等，但等了又等还是没有结果，每次政治运动一来，便要受一次冲击。我不敢把领导的话告诉他，生怕加重他的心理负担，只能寄希望于组织早日把问题调查清楚。
风华正茂的孙道临和王文娟
那一年，我声带小结问题日益严重，几乎完全不能唱高音。医生说我的状况很严重，一般的保守疗法时间长、见效慢，而且前提是长期噤声，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手术，做好了会改善嗓音，但如果手术失败，有可能从此再也不能唱戏。
医生让我回去好好考虑，我直接说：“不用，我做这个手术。”我潜意识里有这样一种念头，既然感情和事业左右为难，不妨就把命运交付给上天，即使真的开坏了，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起码做那个决定不会再如此艰难。
手术最终十分成功。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道临，他在外拍片，打电话到家里才知道我住院，立刻来看我，因为术后暂时不能说话，我只能用纸笔跟他交流。他怪我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告诉他，万一开坏了怎么办？我心里纵有苦衷，一时也难以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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