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头人缘来福建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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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头人“缘”来福建游子王和坤林志军

图文：王和坤

不做则罢，做则惊人！

.09.17

第一章沧海桑田，年的文明不断启航。

作者简介:王和坤，男，本科学历。年5月出生于温州洞头北岙镇。从小喜欢历史，年6月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对我区各姓氏的谱牒文献（宗谱）、乡土建筑、历史碑刻、民间中草药等项目进行公益调查及研究。现为温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洞头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洞头区社科联理事、洞头区文物保护协会副秘书长、洞头区乡村文化建设促进会副会长。

有作品:《洞头县谱牒文献汇编第一辑》、《洞头谱牒调查研究文集》、《洞头谱牒文献集成》、《不老的印迹》等。

第一节洞头历史沿革

《大清一统志》舆图，在洞头三盘岛位置明确无误标明“中界山”。“中界山”一词最早见于唐朝温州刺史张又新《中界山》诗，诗云：“瑟瑟峰头玉水流，晋时遗迹更堪愁。愁人到此劳长望，何处烟波是祖州。”有人据此认为“中界山”即为古时洞头岛别称，也有学者认为唐诗中的“中界山”是诗人泛指，与洞头并无关系。“洞头”名称源于洞头村。相传很早以前，洞头村内和半屏岛北端各有洞口与海底相通，为神仙娘娘来往涵洞，该洞称为娘娘洞，有娘娘洞头与娘娘洞尾之别，故简称“洞头”，清光绪《玉环厅志》之三盘图有洞头岙之记载。

洞头历代以来归属地变化颇多，春秋战国，为瓯越之地；秦，属闽中郡；西汉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属回浦县，隶会稽郡；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公元25—27年），改回浦县为章安县；永和三年（公元年）析章安县东瓯乡置永宁县，遂为永宁县地，仍隶属会稽郡；三国，属吴国，仍为永宁县地；太平二年（公元年），分会稽郡东部置临海郡，永宁县属之；东晋，太宁元年（公元年），分临海郡立永嘉郡，以永宁县为郡治；宁康二年（公元年）分永宁县置乐成县，今洞头区境遂为乐成县地；开皇九年（公元年），改永宁县为永嘉县，隶处州，今洞头区境为永嘉县地；开皇十二年（公元年），改处州为括州；唐，武德五年（），分括州置东嘉州，分永嘉县复置乐成县，今洞头区境又为乐成县地，隶东嘉州，武德七年（），又撤乐成县并入永嘉县，今洞头境地复为永嘉县地；贞观元年（），废东嘉州，永嘉县隶括州；高宗上元二年（），分括州置温州，设州治于永嘉；载初元年（），复置乐成县，隶温州，今洞头区境复为乐成县地；五代十国，乐成县属吴越国；后梁开平二年（）改乐成为乐清，今洞头区境为乐清县地，仍属温州；南宋，咸淳元年（）属瑞安府；元，属温州路；明，属温州府；清，雍正六年（），置玉环厅，隶温州府，今洞头区境划玉环厅第二十都；民国元年（），改玉环厅为玉环县，隶瓯海道，今洞头区境划玉环县第四区；民国25年（），洞头区境建政为三盘区；年—年洞头境首次解放和全境最后解放后，均仍属玉环县；年单独置县，隶温州地区专员公署；年，撤销洞头县建制，划归玉环县（隶属温州地区）；年，撤销玉环县建制，洞头划归温州市；年，玉环县建制恢复（未包括原洞头区境地）；年，恢复洞头县建制，隶浙江省温州地区专员公署；年，温州地区与温州市合并，洞头即改隶浙江省温州市,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改县为区。

第二节考古挖掘论证

考证湮没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历史，除了文献史料，出土文物也是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对出土文物的修复和断代研究等系列工作，很可能会让泯灭已久的历史再现庐山真面目。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坑村修建寺庙出土一口铸造于元成宗元贞年间（-）的铜钟,该文物在年的“大办钢铁”时期被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铁炉头村兴修水利时，离地约10米左右地层出土一块写有“宋足赤”字样的金片,根据描述可能为宋铤金，但该文物因村民无文物意识而卖掉充当修井费用；年，后寮村大垄岭下考古挖掘大禅寺原址，出土大量唐末、宋初时期的寺庙专用砖、琉璃瓦片、屋脊、石柱、石板，其中大部分文物被当地村民私自取走；年，三盘乡兴修水库时出土一批宋代韩瓶；年，黄岙乡考古挖掘出土一组唐代瓷器，一罐唐宋时期铜钱；年，黄岙乡某处石崖缝隙发现一组五代时期瓷器、铁锅；年，九厅村村民兴修水利，距地表约1米深的一件素面瓷罐内藏金器、银锭、银铤、银钏、银钗、银簪、银锭切割成的银块等，银块上有“盛四郎”“京溪供铺工夫”“蔡景温铺”“京销银馆”“霸南街北”等表明工匠姓名或金银铺位置的戳记可以确定这批金银器的年代为南宋；年，霓屿乡三条垄海滩出土两枚分别铸造于年、年的西班牙银币；年，风门村九亩丘出土新石器晚期石斧、石刀、石矛、石锛，商周时期印纹陶片，以及发现宋时期冶炼遗址，唐、宋时期土墓遗址，内有大量陶罐；年，开挖洞头至东岙公路出土晚唐砖、瓦、屋脊、瓷器等；年，后垄出土元时期外销青瓷37件；年，鹿西岛发现南宋时期古兵营遗址，大门镇观音礁村发现宋时期煎盐和冶炼遗址，霓屿乡发现元时期龙潭摩崖石刻；年鹿西村菜场以南发现古码头遗迹；年，东屏乡一沙滩发现一罐重达20余斤，约余枚，其中完整枚，部分背面刻星月纹的唐时期“开元通宝”钱币；年鹿西乡鹿西村菜场施工时，从距地表5米多深处出土5枚上有八思巴文的元朝铜钱；年，三盘乡三屿出土一批宋朝瓷器；年，风门村九亩丘发现宋时期煮盐遗址。从考古挖掘来看，洞头列岛开发史可追溯到公元前多年的晚石器时代。至少在唐中晚期就已经有居民在此长期正式定居，另有一部分居民尚属半定居性质，九亩丘、铁炉头、观音礁等海边或开垦土地、或经营渔盐。至南宋，中央机构加强了海防建设，建造多处烽火墩，海域安定，故水陆运输、渔业等行业迅猛发展，经济发展空前鼎盛，列岛居民人口剧增，富裕商家大量修建庙宇。元时期，列岛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居民商业活动频繁而复杂。

第三节正史文献记载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年,楚国灭越国，设江东为郡。越国后裔往南迁徙，遍及今浙南、福建等地，历史上称之为“百越”、“诸越”、“百粤”。居住在今浙南的一支越族，第七代王被汉朝封为东海王，其国称东海王国。因国都在东瓯，故又称之为东瓯王国。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年），东瓯王姒望不堪闽越王数番攻打，遂向汉朝请求纳地全国迁徙中国。汉武帝准许“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瓯王率领族属军队四万多人北上，被安置在江淮流域的庐江郡（今安徽省舒城地区），并被降封为“广武侯”，“东越地遂虚”。也有学者认为，东瓯王率众北上，只能是东瓯王国的上层统治人物，以及一部分军队而已，大量的瓯越人仍居住于王国故地，或避战乱遁逃山谷间，或迁徙周边海岛繁衍生息。据此推理，西汉时期，瓯越人可能已衍播至洞头列岛。

第四节文献普查数据

1、原籍分布

截止年11月，普查谱牒文献册（无谱牒姓氏除外），84个姓氏，统计始迁祖余人。由所普查的始迁祖人数来分析：原籍福建省约占88%，原籍浙江省温州周边市县（温州、永强、乐清、平阳、瑞安、永嘉等）约占11%，原籍大陆其他地方约占1%；从县署来看，原籍同安约占33%，原籍晋江约占10%，原籍惠安约占5%，原籍福建其他县署占40%（零星、分散型迁移）,原籍温州、永强、乐清、平阳、瑞安、台州（包括玉环）及其他省市各地区约占12%。

2、迁徒时间

洞头列岛最后一次大迁徙始于明未清初年间，兴盛于康乾时期，延至民国，时间跨度长达余年。康熙二十三年（年），清政府开“海禁”，康熙曰：“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康熙下令恢复被迁人民旧业，允许人民出海捕鱼、贸易，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对外通商口岸，并派员在沿海诸岛整顿徒民。然当年徒民或已远徒他乡，或转死沟壑，剩下寥寥无几，不得不招徕流民前来垦殖。偷垦流民才名正言顺地得以定居，例如沙角曾氏、庄氏、半屏金氏、小朴林氏、颜氏等姓氏都是在这一时期前来垦荒。据史料记载，雍正六年（），玉环厅同知张坦熊令驱逐流民，招徕良民开垦。乾隆二年，清朝廷派官员至大门等岛屿整顿移民，移民形成高潮。道光、咸丰年间，主要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正沉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犁地狱之中，农民及城乡手工业者失地破产，为求温饱，谋生路，继续移徙洞头补籍。民国时期，迁徙洞头列岛最少，主要是洞头毕竟地处海岛，人口已接近饱和，可耕之地有限，同时盗贼纷起，兵匪不断，举家迁徙减少。

3、迁徙类型

早期的迁徙属于“墨渍”式迁徙，即少数人先探路，数年后回乡带着亲人和亲戚来此正式定居。这个时期的迁徙方式有举家同迁、父子同迁、兄弟同迁等。据东沙村耄耋老人介绍，东沙前后有两次大开垦，第一批福建徒民前来垦荒又多数回去，第二批前业垦荒才正式在此定居。据沙角《庄氏宗谱》载：“每岁秋冬不辞劳瘁，必将所得之物泛舟回籍，以养亲，如是者十有余年。”

中期的迁徙属于“连锁”式迁徙。在前期徙民的宣传和推波助澜下，引发了血缘性、地缘性共同迁徙。这个时期的迁徙方式有亲戚同迁、举族同迁、整村同迁等。例如，三条垄、霓北东岙柯氏家族,始迁祖36人，乾隆年间由先后由福建同安下崎（即霞崎）家迁举族迁徙。后期为“个体寻亲”式迁徙，一部分人在宗人宗亲关系牵引下留居寻谋生路。据东岙《陈氏宗谱》载：“……次谦章迁居洞头东岙顶……。徽道，因寻二伯父随迁居东岙顶……。士美公之曾孙徽森公于乾隆初携徽团、徽桢，兄弟三人由福建同安来浙江玉环三盘东岙顶探亲族伯谦章公，遂储意迁居东岙为家……”。此外，有的徙民直接从福建迁入，或数年前已在温州周边市县繁衍几代人后再辗转迁入。例如，大门豆腐岩《张氏宗谱》记载：”吾母系张氏世居玉环豆腐岩考其始迁祖为十五世大寿公于清乾隆初从永嘉上河乡叶汇来迁原其族谱自六世祖明太师文忠公举孝亷时搜访遗迹得只于自闽（福建莆田县赤岸普门）迁瓯之始祖慎菴公之墓……”。

4、迁徙线路

温州和福建陆域毗连，水路相通，自古就是福建人传统迁徙地。迁居温州主要有两条线路。自宋以来由福建入温州就有一条重要的陆路，据宋《三山志地理卷五驿铺》载:“北取温州路……桐山驿，过分水关、平阳。是路，国初置驿。”即从福州北行至平阳（今苍南），过分水关而达永嘉（温州），再向近邻的海岸带或近海岛屿迁徙。这条路较为平坦，至今从古驿道两侧的许多石构建筑遗迹、关门城墙，可以想象当年此地机构林立、驿铺栉比、南来北往旅客熙熙攘攘之景象。宋时指南针已广泛使用，福建沿海交通十分发达，由福建入温州的主要水路是从泉州港北上，或渔船，或商船，泛海至温州。

5、方言结构

今日洞头列岛有人居住的岛屿14个，主要有洞头岛、大门岛、小门岛、鹿西岛、状元岙岛、霓屿岛、花岗岛、大三盘岛、半屏岛、大瞿岛、南策等。居民主要操两种方言，一是闽南语（闽南话），二是吴语（温州话）。

闽南语以福建六大民系之一的闽南人为群体。闽南方言分布在唐代的泉州、漳州，明清的泉州、漳州二府和永春、龙岩二州。恰好是今日福建的泉州、晋江、同安、惠安等沿海地区。闽南方言主要分布在洞头、半屏（少数居民用吴语）、南策、大瞿、胜利岙、花岗、青山岛等7个住人岛和霓屿岛的一半、状元岛的一部分，其使用范围约40平方公里，占全县陆地总面积的40%左右，占全县总人口的58%左右；吴语以原籍为温州周边市县的永强、乐清、永嘉、瑞安等地迁来的居民，占全县总人口的40%左右。

据史料记载，雍正六年（年），玉环建设厅台，同知张坦熊即令：“岛上居民，除闽省人民60余口，搬有家室住居10年以上，准其入籍，编入保甲之外，其他无籍之徙，概行驱逐了事，招徕开垦者，乐清、太平、平阳、永嘉四县良民”。沧海桑田三百余年，闽南方言语与吴语相互接融，相互渗透、相互借用，并都吸收大量外来词汇，由此在腔调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6、姓氏结构

据年《洞头县志》载，我区居民姓氏个，其中单姓个，复姓2个，涉及18个民族。中国人历来以父传子的方式代代相传姓氏，女子在一生中仅保留父系的姓，不传递给下一代。这种姓氏传递和聚族而居方式，产生了一个村岙同姓人口占绝大多数，这种现象在洞头列岛十分普遍，只要说出姓氏，大概就能猜出出自哪几个村岙。例如：唐氏、侯氏多数分布于状元岙；庄氏则多数分布于山头顶、沙角一带；纪氏多数分布于后寮、九亩丘一带等。

截至年底洞头姓氏前三十位排行如下：陈、林、叶、张、王、郑、黄、庄、朱、郭、李、曾、吴7、柯、杨、许、蔡、南、苏、吕、金、倪、方、刘、唐、周、甘、潘、汪、颜。

7、人口估测

洪武十八年（5），明政府“禁海”并内迁海岛居民，洞头列岛几近荒废，居民数量由高峰走向低谷。但在此期间仍有闽、温、台等处无籍游民趁乱入住各个岛屿偷垦，史称“海岛棚民”，后寇患渐平，原居民才陆续回归，其人数不详。顺治十八年（），清政府下令“撤边海三十里”，各个岛屿虽仍有居民隐居偷垦，但毕竟人数不多。而且海禁期间浙闽一带逃避清政府民族压迫，不少温州周边地区民众偷偷潜入迁入南麂、大门诸岛，以张网、擂网为生，其人数不详。

据《温州人地关系研究》记载，到嘉庆二十五年（）约有4口，光绪三年（）约有户，男女总计约人。

据年《玉环厅志》载：“光绪三年（），同知杜冠英编查城乡海山保甲周围七百里共户，男丁，女口，男女共丁口，较之雍正十年旧志所载增男女人丁口。”由此可推论雍正十年洞头的人口约为丁口，到光绪三年约有丁口。

民国时期，年至年期间，洞头人口从户人增加到户人。

建国后，年至年期间，洞头人口从户人增加到户137人。

第二章福建大乱路在何方

社会和自然两大因素推动，当一方水土再无法承载一方生灵时，移民更成为唯一选择。

第一节政府推动垦荒

在我区谱牒文献的序言和人物传记中多有“垦荒”、“开荒”、“兄弟齐心协力创置田园”、“务农兼渔”等字眼，虽表述略有不同，但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主要内容却是一致的，可得出以下结论：“大部分徙民因垦荒而来”。

明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富者良田千亩，贫者无立锥之地，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从而流离失所，间接推动农民移徙垦荒。

清初，奖励垦荒作为一项既定国策，几朝皇帝继续沿用。雍正在继承这一政策的同时，又对垦荒中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某些改革。乾隆也很重视垦荒，据《乾隆朝圣训》卷载，其即位不久就宣布：“劝课农业”，“垦田务农为政之本”，“劝课农桑临民者，第一要务，实力行之。”据史料记载，雍正五年（），浙江巡抚李卫奏请展复玉环山，割乐清、太平两邑之地，迁沿民之民。次年建玉环厅，以桐庐知县张坦熊为玉环同知。张坦熊即令：招徕良民开垦。乾隆二年（），“禁海”政策略有放松，清政府派官员至大门等岛屿整顿徙民、编户注册、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并在列岛置三盘廒（即粮仓或盐仓），春冬发配渔盐。这是列岛开发史上的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活动，福建及周边地区徙民闻风而至，欣然报垦。

据沙角《庄氏宗谱》载：“乾隆乙丑年（年），吉公派下彦璧彦成公兄弟……计闻浙瓯，沃野千里，素称文物名区。兄弟二人携此到郡，旋买舟而至玉环十七都，状元岙沙角。见夫采于山者，美可茹，钓水者，鲜可食。乃私慰曰乐土，乐土……于是详名报恳，拓地数倾，筑屋数橼，时而耕，时而网钩，……。甲戌（）彦成公之子士立公随父来耕，丁丑（）季夏回闽省亲至九月遂以疾终……乾隆壬寅年（年）彦璧公卒于闽，其子士英、士苑、士纪诸公与堂兄弟士占、士报公等接踵而来……”。

第二节战乱倭寇频繁

明时期，东南沿海遭倭寇骚扰多年。明清王朝更迭，清初“三藩之乱”历时8年，平定台湾郑氏集团花费20余年。与此同时，清初福建抗清起义此起彼伏，遍及八闽大地，尤其是漳州、泉州、汀州一带农民军，力量雄厚。清廷惊呼：“闽省遍地皆贼。”

明初，太祖朱元璋期望“海禁”政策对海防的巩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立下了“寸板不许下海”的祖训。随后陆续下令,“罢太仓黄渡市舶司”，后又撤泉州、明州、广州三市舶司。“倭寇仍不稍敛足迹，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明太祖之后，明政府“海禁”、“开海”松弛交互，总体上从海洋经济退缩。

清初，为防备台湾明郑集团海上势力，黄梧向清廷献“平海五策”，重蹈覆辙明时期“海禁”政策，导致辅政大臣鳌拜下令东南沿海“迁界”50里。立界石，修塞墩，设兵巡守，界外居民限期迁入界内，逾期不迁处死，并将界外房屋及笨重家具物品全部烧毁，私自出界者格杀勿论。据史料记载，“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那么温州历史上的“迁界”范围包括哪里呢？据史料记载，年（清顺治十八年）3月，清廷为断绝沿海人民与郑成功联系，下迁界令：乐清移至大荆；永嘉弃茅竹岭以东地，瑞安离海5里为界；平阳内迁10里为界。渔盐之利尽失，海外贸易中断。康熙二十三年（年），清政府开“海禁”，康熙五十六年复行“海禁”。雍正五年()，清政府再开南洋“海禁”，但有所限制。直至光绪十九年（年），清政府才正式废除“海禁”。

明清时期，政府在“海禁”、“开海”、“迁界”之间徘徊，对中国沿海经济产生了恶性影响，堵绝了沿海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百姓颠沛流离。其害福建首当其冲，泉州、漳州、福州甚为中心。福建得天独厚的地理区域，为海洋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在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沿海地区居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北宋时期，指南针的发明使用提高了续航能力，不少福建人驾船远洋捕捞作业，或浮海载货北上南下开始海内外贸易。宋南渡时期，财政十分拮据,市舶收入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来源。宋先后在泉州设立福建布舶司与“来远驿”，福州海口镇设沿海巡检，负责对外事宜，“巡捉私茶盐矾，防护番舶。”元时期，福州、泉州、漳州造船业发达。尤其是，泉州港得地理之便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对外通商口岸，进入鼎盛时期，成为世界东方的最大贸易港口，号称“梯航万国”。据史料记载，元时期泉州“蕃商”踵至，“蕃舶”鳞集，“蕃货”山积，“过蕃谋生”，“蕃人”、“蕃事”、“蕃物”，诸“蕃”荟萃。明清时期，泉州港急剧衰落，蕃客群体渐趋消亡，贸易盛况不再。生活无着的百性被迫逃亡海上，或铤而走险，“或为犯乱”。据《华夷变态》载：“因迁界很多百姓丧家废业，沿海居民是依海边为生。迁界后，无家可归，无业可营，故有很多饿死或变成游民。于是就有很多百姓不惮禁令，越界潜出，归锦舍（即郑经）充兵卒”。“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资，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死过半，枕藉道涂，惨不可言”。

据小北岙《侯氏宗谱》序载：“小北岙侯氏由来远矣，溯其始，自闽徙居同安县美人山竹园村，乾隆年间因遭洋匪之乱，避居玉环山状元岙、小北岙，则自日茂公始，迄今六传几百余载”。据小朴村《林氏家谱》序载：“明末清初闽南海乱而百姓流离失所，我祖之名讳去向无徙，稽考其母郑氏挈公茂华八岁避乱迁徙”。

第三节土地开发殆尽

农耕社会，土地不仅意味着产粮产棉，而且意味着生我养我的家乡。秦汉之前，福建属于蛮荒之地，远离动乱频繁的中原地区，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相对落后，自然条件优越，吸引着众多的北方汉民不断地迁入。宋室南渡之后，经济重心南移，使福建得以迅速开放的同时，开始出现土地开发殆尽，到处人满为患的状况。“土地迫狭，生籍繁夥，虽硗确之地，但耕耨殆尽。亩值寝贵,而多田讼”。“闽中有可耕之人，无可耕之地。”宋代廖刚所说，“七闽地狭人稠，为生艰难，非他处可以”。“十五游食于外”。

清初曾大力奖励开垦荒地，将垦荒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依据之一。对土地的过度开垦，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与此同时，封建剥削压迫日益严重，土地兼并更为激烈，广大农民承受地租、徭役、赋税及高利贷重重盘剥，更多人失去了土地。人们开始为吃饭问题苦恼，整个福建地区因土地而引发的宗族械斗纠纷也越来越厉害。据史书记载，晋江乡与乡械斗，厦门后溪村与村械斗，同安丙洲姓与姓械斗，规模都很惊人。因发生械斗，结下冤仇，互相报复，造成生产力极大破坏。不堪械斗之苦的农民，亦开始大批向外逃往。据东岙《罗氏宗谱》序载：“……乾隆间罗氏与杨氏争山伤人命，族内惧祸蔓延，遂散迁瑞邑、象邑、广化、青田、永嘉、乐清等处……”。

在耕地面积增加不大情况下，人口数量却增长迅速，人均耕地却逐年下降，人地矛盾日益突出。

第四节灾荒频仍发生

气候嬗变无常，从14世纪开始转寒，至17世纪后半期达到极点，持续至18世纪初，贯穿了整个顺治至康熙时期。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台风、水灾、旱灾自然灾害不时发生。有人做过统计，福建地区从年到年发生饥荒次，其中，漳州、泉州、莆田、仙游等17县共发生饥荒次，平均不到3年就有1次。明嘉靖、隆庆年间，金门旱灾，面临“木叶而叶凋，掘焦根而根绝”的残状。尤其是，泉州境内为高山和丘陵地带，平原少，农业开发不易，天灾造成大范围的农业歉收，饿死道路者数以千计。据垄头陈氏光球公支派《陈氏宗谱》载：“……我始祖谦照公原籍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土名井尾后市至三世祖光球公因后市村庄遇灾害由来玉环三盘庄之垄头山……我祖光球、光群、光仰、光柔公兄弟四人缔造辛勤以海为田……”。

此外，明清时期福建居民迁徙洞头列岛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有因避乱、探亲、婚姻等因素而来。

第三章海外桃园魅力无穷

优越的环境承载力是人口迁徙聚集的保障。

第一节地理得天独厚

洞头列岛地处浙江南部沿海，温州瓯江口外，地理坐标介于东经°59′45″～°15′58″，北纬27°41′19″～28°01′10″之间，东濒临东海，西依瓯江河口与灵昆岛相近，北与乐清、玉环隔海相望，南同瑞安北麂、北龙列岛遥遥相对，史称“外载海洋，内资三江”。区域总面积.3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平方公里，海域面积平方公里。亚热带海洋型气候，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冬暖夏凉，气温年月差较小，年平均气温17.30℃，适宜生活和居住。

第二节渔业资源丰富

洞头渔场东海暖流北上回归与瓯江下游水系交汇，为各种鱼类提供良好的繁殖、索饵和越冬条件，常年洄游的鱼、虾、蟹类达多种。海域幅员广阔，面积平方公里，浙江省第二大渔场，仅次于舟山渔场，主要分春、冬两个渔汛季节。此外，洞头列岛浅海滩涂资源十分丰富，10米等线以内浅海26.6万亩，潮间带滩涂10.16万亩，发展浅海滩涂养殖潜力大。

第三节可耕之地广阔

洞头列岛自晋宋以来虽有大陆移民零星进入，但直到明未清初仍属荒原之地。相对福建地区，旧时洞头列岛地旷人稀，可耕之地大多处于开发不充分或未开发状态，移民比较容易地获得耕地种植，便于安土乐业，易谋生。据小朴村《林氏家谱》和《颜氏宗谱》记载，小朴林氏和颜氏始迁祖夫妇8人携手迁徙小朴。林氏的先祖站在本岙的山头敲锣，以锣声所到达为界划定村里田地，因占垦过多，劳力不足，田产随便馈赠，而先期徙民购买土地也十分便宜。

第四节隐居避世乐土

在大地构造上，洞头列岛系浙闽地质、华夏古陆的构造单元。距今六、七千年前，冰川后期的一次大海侵,使古温州海岸线内移，洞头列岛与大陆分离，一些断块沉降的盆谷形成本区的海域和水道，一些峰岭分离成大大小小个岛屿，块星罗棋布礁石。造成海岸线曲折，境内港湾岛汊交织，水道纵横，良港众多，洞头港、东沙港、鹿西港都是优良港口。此地，史称“盗得之可以为巢，我得之可以堵守”之地，远离统治阶级压迫，轻易栖息藏身，甚为理想。

第四章耕海牧渔闯荡商海

生存之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第一节移山搅海气概

1、土地开垦

洞头海岛多山丘、少平地，人工造田必石块层层叠叠垒围而筑起田坎。民间故事《北岙》记载：“北岙原来很荒芜，有一年一对外地逃荒夫妇带着一家人逃荒来到这里，两夫妻白天顶着炎炎烈日，晚上披着满天星斗，起早贪黑搬乱石、叠地坎，一直干了三七二十一天好不容易才开出十几块小小的山坡地。”民间故事《白迭》记载：“有一年，有一对福建惠安夫妇漂流到此，夫妻俩看看岙底石头虽然多，土质却又细又肥，他们在隔头山脚的枫树下搭起草寮定居下来。先把大的卵石一块块橇浮，挑到山脚迭岸坎，再把沃土翻松，就这样开垦出一片片良田。”虽然只是传说，但是这几个故事却把洞头早期移民开垦荒山的情景真实地再现在人们面前。民间歌谣《大脚小妹哥没嫌》，其中有句“阿哥走来洞头，落霜冻雪”。从洞头列岛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我们可以感受到开发者备尝艰辛。

2、围垦造地

洞头列岛特有的地理特征，为“沧海”变“桑田”创造了条件。据《洞头县志》记载，清康熙三年（），小长坑村徙民围垦滩涂60多亩用以生产粮食；昔日，从埭口至北岙岙底内一带形似口袋，海水汹涌澎湃。嘉庆二十五年（），来自平阳的移民从埭口斗门（今洞头第一中学斜对面）进行围垦，切断了埭口通到北岙岙底内（今县府门口漱泉井一带）的海沟，形成滩涂多亩。人们得以在其两侧种植粮食、沿沟筑居。后用条石盖沟，青砖铺面，海沟则成为附近居民日常排污泄洪之沟渠，形成了今日长约1米，宽6-11米的商业街。光绪年间，北岙附贡生林凤鸣率众凿井（今漱泉井），结果发现井水还略带咸味无法饮用，经多年沉淀后才得以饮用。早期的徙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开创埭口塘、北岙后塘、九厅后塘、大门岛等地的围垦工程，既扩展了陆地和耕地面积，又形成新的繁华地带。

3、主要作物

海岛平坦土地较少，淡水资源贫乏，并不适合种植水稻。耐旱、易种、适应性较强的蕃薯便成为主要农作物，“遍地传生，剪茎作种、今岁一茎，此年便可种数百亩”，单位面积产量颇为可观。番薯往往加工成番薯丝、番薯片，经晒干作为贫困农家主食，相对富裕人家往往出售蕃薯，或以蕃薯交换其他五谷就食。此外，蕃薯还能精加工提取淀粉。把洗净去皮后的番薯用捣臼或钉板上搅磨成碎末，装入纱袋内压洗，把其中的淀粉挤榨入水中，然后经过沉淀、凝结、晒干，即成番薯淀粉。这种淀粉色泽洁白，质地细腻，溶水性好，营养丰富，是制作鱼丸、鱼圆、鱼饼、猫耳朵、番薯粉芡（番薯糕）、番薯粉煎（番薯面）、蕃薯粉芡等基本原料。蕃薯精加工后剩下的渣子还用做煮饭或晒干磨粉，做副食品用以充饥。

第二节百工百业兴起

1、职业结构

明末清初，移民的职业结构和阶级结构比较单调，主要是因“开海”、“禁海”而引起大量“生存型”徙民。除了少数的官吏以外，大多来自于下层诚实、勤劳、朴素、谦和的民众，如疍民、渔民、流民等的农民，主要从事垦荒、滩涂养殖、海洋渔业捞捕。

清中后期，徙民职业结构十分广泛，除了农民、渔民，还有商人，官吏，私塾先生，医生，手工者、僧侣等多种身份。手工者主要有木匠、石匠、篾匠、泥瓦匠、画工、雕工、篆刻、裁缝、剃头匠等百业百工。“玉环僻处海隅，岛屿杂错，傍海居民，以采樵网鱼煮盐为利。”“疍民，世居大疍港、保平港、望楼港濒海诸处。男女罕事农桑，惟辑麻为网罟，以鱼为生。子孙世守其业，税办渔课。间亦有置产耕种者。妇女则兼织纺为业。”也不排除明清各时期，阶级矛盾激化，沿海地区破产农民、流民、渔民、手工业者、小商贩、海商，“亡命”、“无赖”、“凶徒”等为谋生入海为盗。但部分海盗并非职业海盗，亦垦、亦渔、亦商，甚至通倭商贸活动的畸形道路。例如，鹿西岛、北策岛、南策岛自明清时期就是海盗活动重要据点。

2、商贸活跃

清中期，商业异军突起，除了传统垦荒、滩涂养殖、海洋捕捞产业外，部分居民亦农亦渔亦商，从事海上运输、经营鱼货、盐业、饮食、日用杂货诸业。“闽浙海岸带的渔民大都以捕捞为生，间或从事其他职业，也有转化为农民、商人，手工者。”商业活动范围除了温州、台州、福建等周边地域外，还飘洋过海前往台湾、新加波、日本等地从事贩盐、贩米、贩糖、海产品交易等商业活动。

清中后期，八方商贾蜂拥而至。雍正年间，洞头渔业、商业更是活跃，各地移民纷纷挑担来洞头开渔行、当铺、染坊、木工行、竹制品行及布行等，其中典型的代表有中仑当铺基（雍正六年设）、北岙后街、上街、后垄街、东岙村、九厅、三盘等，以及专业街巷，打铁巷等。据史料记载，雍正六年，洞头洋夏秋，海蜇旺发，商贩云集，甲于环山诸埠；据《玉环厅志》记载，清朝嘉庆至道光年间洞头列岛的商业发达，很多福建人前来定居，特别是商贾纷至沓来。嘉庆年间，洞头洋海蜇再次旺发，大朴村苏振兰将三盘海蜇运到福建漳州、泉州、福州等地经销。清玉环同知王步霄诗赞：“美利东甲玉川，贩夫坐贾各争先，南商云集帆樯满泊，遍秋江海蜇船。”真实地描绘了当时商贸易盛况。清光绪年间，三盘、大门曾都海蜇经营中心。每天停泊三盘港贩卖海蜇贩艚、白底船竟达上千艘，三盘海蜇商铺40余间，有“协兴行”、“公兴蜇行”、“林皮蜇行”等商铺闻名遐迩。海蜇一度远销到琉球群岛、日本、新加坡、菲律宾、朝鲜等国。例如，清后期，东沙山后的王氏家族“白底”渔业生产年年独占鳌头，名声彻响。因谙悉台湾水道，“白底”还前往台湾从事贩米、贩糖等商业活动，较快的富裕起来，吃饭用上镶金边碟子，象牙筷子，并大兴土木，修建豪宅。

第五章遗风遗俗传承百年

民俗殿堂，世代相承，传统文化之宝库。

第一节魂牵梦萦家乡

1、故土之恋

考察地名可以探讨人口迁徙的原因,分析迁徙后形成的地名与民俗、迁徙者的心态不无关系。

移民对祖籍地的认同普遍十分强烈，为了不忘祖宗故地，部分移民把故乡的地名原封不动带到列岛来命名新地名。今日洞头列岛以“坑、头、潭、岙、岗、厅、厂、沟、坑、寮、垄、山”等字命地名很普遍，这与福建很相似。例如，同安县有西蓟窑头、坑打、埭头、岗头、前坑、岱山、莲花山、东头埔等地。洞头有二垄、三垄、洞头、垄头、前坑寮、大长坑、小长坑顶、花岗、铁炉头、埭口、半山、大山、南山等地。

此外，一部分村岙地名因谐音而来。例如，大瞿岛原名大瞿山，岛上最早的居民因生活贫困来此度饥荒，为闽语“渡居”的谐音。例如，埭口，内形似口袋，故称“袋口”，后因“袋”与“埭”同音就逐渐转化成“埭口”；还有一部分村岙地名与地理位置有密切联系。例如，东沙村，因位于洞头岛东北部，村南有岛上最大的沙滩，故名。山后村，位于东沙村东北，因坐落东沙村后面山的山坳内，故名；一部分村岙地名因土地利用，水利建设而来。例如，南塘，位于洞头岛南部，移民围垦滩涂，故名；一部分村岙地名与村岙传统经营主业有关，例如，铁炉头，与焙烧、熔炼打造金属有关；此外，还有十多处以“烟墩”命名。例如，状元岙“烟墩”台、霓屿“烟墩”岗、大门“烟墩”岗、鹿西“烟墩”岗顶、东郊村“烟墩”山、九厅村“烟墩”山。据考证，这些“烟墩”都设立在当地较为耸拔之峰，与海防建设有关。

2、榕树情愫

福建居民迁徙洞头列岛还有一个重要证据就是“榕树”。福建地处亚热带，温暖多雨，榕树众多，福建人历来把榕树作为一种神灵来崇拜，其原因可归纳为：首先，榕树树冠庞大，须髯垂地，盘根曲干，苍老粗壮,使人感受到榕树的威性和神秘性，加上其长寿且有独木成林的特点。一方面，受万物皆有灵的原始宗教思想影响，人们认为“千年的古树会成精”；另一方面，榕树开枝散叶，象征着长寿和子孙满堂，符合中国人传统的长寿百命和多子多福的观点。根据这个习俗，洞头的早期福建移民总爱在村头巷尾种植榕树，既可以绿化纳凉，又能护佑风水，祈祝自己的子孙人丁兴旺。故福建徙民迁移到新居地，总喜欢把故乡的榕树也一并带上。洞头列岛至今留存的名树古木约有62棵，以二垄顶、东沙村、妈祖宫为最早，树龄约年，多为始迁祖由福建迁移后栽种，成为早期移民村落的依据。

第二节世俗一脉相承

1、宗教信仰

列岛居民民间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与福建居民大同小异，一脉相承闽南文化。

以民俗为例，洞头列岛的民俗有很多，包括岁时、礼仪、生产、生活、民间禁忌等，伴随徙民而传接下来。例如，船上敬妈祖，出海迎“头鬃”，祈佑放水灯，节庆赛灯会等等。明末清初，随着大批移民的到来，村岙的落成，寺庙不断涌断，几乎每个村岙建修大大小小寺庙。各个寺庙主祀神“妈祖、观音、关帝、杨府爷”从家乡祖庙恭请，或直接从洞头本地寺庙分灵奉祀。也有部分移民初期携带“公妈牌”，或先人的骨骼前来定居。例如，寮顶村回族郭氏，携带先人的骨骸由福建白奇经乐清来迁寮顶村定居。

由移民集资建造的北岙三官堂（太阴宫）、东沙妈祖宫、元觉天后宫、北岙岭背三官堂、沙岙太阴宫、霓屿布袋岙太阴宫、后垄天后宫、霓屿长坑垄田岙宁海寺、鹿西山坪清福禅寺、大门岙底清福寺、东屏中仑真武殿等等，都有近年或年以上的历史，并且建造规模和格局也有一定提升。例如，东沙村建于乾隆年间的妈祖宫，该宫坐北朝南，建筑风格与福建的妈祖宫相似，系木结构，由门厅、戏台、两厢、拜亭、畔室、大殿组成合院式。每逢妈祖诞辰，便通宵达旦祭拜，热闹非凡。

移民主要信仰释（佛）、道（神）两教，相互渗杂不分。一部分回族，例如寮顶村郭氏福建时与汉族杂居，伊斯兰教信仰已发生“汉”化。后期，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和渗透，部分移民也转向信仰基督教。

后期，随着闽南文化和东瓯文化的长期交汇融合，相互渗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2、乡土建筑

2.1民居建筑演变

早期居民活动是候鸟型，以季节性生产为主，每逢鱼汛，渔民上岛结“庐”小住。“庐”即为“渔寮”，“渔寮”是个草棚，为临时性的居住、储物建筑，一般是用毛竹架成人字形支撑屋顶，四壁没有固定的遮风围墙，或稍加矮墙，或用几张草席作挡风墙，上面覆盖稻草或野生茅草作寮顶，再用草绳网加固。在“渔寮”外往往还有一个较大的土灶，又称“炊虾灶”，除用以起灶烧饭食用外，主要功能还是用于鲜小虾的炊煮加工，煮熟后晒干，渔汛结束时运回大陆出售。此后，“渔寮”或撤除，或保留，待来年渔汛备用。唐宋以后，为图渔汛方便，全家搬来在此建“茅草房”长期定居。“茅草房”俗称“草屋”，四周有固定的块石围墙，其间用石块压脊，绳网罩顶，以防大风揭起。屋基多选在背风朝南的山坳处，既防台风侵袭，又预防海盗抢劫。“草屋”的形状近似金字塔，四周筑有矮墙，并在大门入口处建筑瓦顶墙门，故有“草屋瓦墙门”之说。“庐”和“茅草房”均一层结构。

以上这两种我们所知的建筑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左右，除了个别富裕人家外，绝大多数的居民家里的房屋都是这样两种结构。现在，霓屿个别山头还能见到用于渔汛临时栖居、堆放渔具或暂避风雨的这两种建筑。但解放后，我区的考古又有了新发现，证明洞头在这些时间段还有另外的一些建筑形式存在。例如：年，后寮村大垄岭下兴修水利，出土大量唐末、宋初时期的寺庙专用砖、琉璃瓦片、屋脊、石柱、石板，证明此处曾建有大型禅寺；年，开挖洞头至东岙公路，发现晚唐瓷器，有砖、瓦、屋脊等，证明当时的洞头已有除“渔寮”和“草屋”的第三种以上的建筑形式。

2.2建筑材料应用

早期的“庐”和“茅草房”建筑材料较为简单，主要由毛竹、茅草、黄泥、石块构成。

明末清初，多以碎石块或杂石为材料，墙壁用黄土作浆糊缝，少数富裕人家也有用石灰和糯米掺和作浆糊缝。其他还发展了土坯和泥垒墙，土坯是将土浆（有的和上稻草末）放在木模中压制成形，比砖大数倍，经太阳晒干，然后垒砌成墙。泥垒墙就是在屋基上放置木模，长约1.5米，宽约0.2米，高约0.2米，然后将黄泥浆倒入夯实，然后逐层往上垒。用树木或毛竹作栋梁、屋顶或放置灰瓦，或披茅草。这种木石结构建筑延续到民国时期，东沙、垄头、中仑部分村庄还能见到断垣残壁。例如，鼻仔尾林振人老先生建成于民国四十年代的民宅。

民国时期，除用整棵彬木作栋梁（海运）、木板作内饰、屋顶放置灰瓦外，一些渔行商贾老板对建筑墙体石材有了更高要求。以规格统一、断面平整的花岗岩嵌砌墙体。地基以较大石块叠堆而成，墙壁缝隙间填充黄泥和小石块，有钱人家还用白水泥粉刷加固防水。“石头的平整度、体积有着严格的标准，更趋向实用。石头系从山上人工打下来，石匠用简易的铁锤铁凿，一锤一锤地把石头从山体上敲裂下来，然后用凿子凿成一块块整齐的石块，再把石头从山上挑下来。”往往亲朋好友一起帮忙。石头的爆破、运输和建造过程中同样充满了危险，一些石匠或检查炸药、或发生矿难而死伤，人工搬运途中石块如不慎坠落，少则切断几个脚趾，建造时亦有人摔下死伤。由此可见，当时为了建造这样一间的房子要花费多少的人力、物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时至今日，这种建筑材料虽然已很少用了，但是个别人家垒砌地基和挡土墙的时候还能用到。

2.3村落集镇兴成

以家庭、宗族为纽带几户至几十户聚居，以及与其他姓氏杂居的“庐”屋，主要分布在港岙山凹。随着人口数量急剧增长，渐成很多以同乡聚居为主的“寮”、“厂”村落，如鹿坑的“同安寮”、炮台的“瑞安寮”、隔头的“蜇埠厂”、后寮的“乐清厂”和鹿西的“四座厂”等。大多数村落依山而建，四周山峦起伏。早期的工匠独具匠心，结合风水，运用平衡、对称、明暗轴线等设计手法，村落建筑和自然环境融合，呈现古朴、幽静、清秀之和谐。后期，随着区域的开发和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部分徙民向商人转化，部分村落演变成集镇。

2.4古宅闽韵犹存

洞头列岛村落建筑整体风格朴素淡雅，有很浓厚的闽南风味。

清未至民国，是洞头列岛民宅古建筑最为辉煌时期，这时期建筑形式以歇山顶、硬山顶、四合院为主，丰富多彩，中西结合。

清末期，木石结构，楼层普遍只有一层，属于硬山顶四合院。窗台面积虽小，但外置窗台普遍用灰砖相隔造几何图案，台窗上方用石灰雕塑绘花卉等图案，内置木台窗透雕绘精美。门面比较简单，但注重内部的装饰，整体建筑显得朴实。

民国初期，木石结构，建筑占地面积有所扩大，属于歇山顶、硬山顶，楼层也由单层、发展到双层。上下层乱石、杂石交错堆砌，或下层石砌上层砌灰砖，或整个门面砖砌，或以灰泥粉饰门面。注重内外统一装饰，虽然木架结构没有画榫雕栋，门窗面积较大，门台不仅用石灰雕塑花卉、凤凰等精美图案。门台上方置灰砖雕塑瓶状、八卦、桧树、神兽图案，象征平安和镇宅。富贵人家还喜欢在大门两侧石灰雕塑对联，门台左右两侧石灰雕塑匾额。例如，苔岙村张宅，门联上书“书声起万里风云，和气致一家祥瑞”。垄头村曾宅，门联上书“慈母长衍思儿梦，赤字永怀爱国心。”风门村叶宅，匾额上书“海国长春”。三盘大岙村金宅，门联上书“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洞头村周宅，匾额上书“锦上添花”。表明主人的书生卷气。部分民宅前砌影壁，整体建筑显得朴实、庄重。

民国中后期，知识分子和较为富裕渔行老板的人家兴起建造四合院。建筑占地面积不断扩大，双层发展到三层。上下层以规整花岗石、或青石嵌砌墙体，或下层块石嵌砌上层砌灰砖，或整个门面砖砌（以砖的颜色不同来点缀图案）。匾额周围旁饰金钱、花卉（牡丹、石榴、松柏）、八卦、人物、神兽（凤凰、狮头）等图案点缀，栩栩如生，雕刻手法纯熟细腻，象征兴旺、富贵、吉祥、长寿；匾额两侧石灰雕塑“麟麒”、“鲤鱼”、“三脚蛤蟆”，一是用于排水，二为镇宅，三象征年年有余。门台上方石灰雕塑匾额，或以花边或以文字，表示祥瑞，或赞扬主人道德品行，或寄托幸福生活的向往和黄腾达的希冀。例如，埭口村郑宅，匾额上书“荥阳衍派”；小朴村林宅，匾额上书“一团和气”；小朴村林宅，匾额上书“安居乐业”；大王殿张宅，匾额上书“积善馀余”；小长坑林宅，匾额上书“积善之家”；东岙林宅，匾额上书“西河旧家”；小朴黄宅，匾额上书“物华天宝”；小朴颜宅，匾额上书“鲁国旧家”；大长坑张宅，匾额上书“吉迪惠”；东郊村姚宅，匾额上书“玉江挹秀”等字样。整体建筑显得大气、庄重、宏伟。

第六章八闽后裔人才荟萃

特色海洋文化，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第一节渔樵耕读文化

早期移民定居洞头多数为开垦荒地的农民或以海为田的渔民为主，后代无法上学。叶氏始迁祖彰义公“心甚悼之躬自回祖聘请宿儒训诲诸子弟”由此开创了洞头的早期教育。早期的一些知识分子或喜欢“躬耕自资”生活，或淡泊名利，归隐田园，以半渔、半樵、半耕、半读为生存之道，以教书育人为主业。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或怀才不遇，或一部分富裕家庭热衷于功名利禄，都把希望寄托下一代，尊崇虚心务实的家风与家教，注重对子女立身、治家、处事的教育，培养各方面“实用”人才。一时官办、私办学堂兴起。例如，三官堂，书香飘溢，人才辈出。小朴村黄伯凯对绘画、建筑设计、民间故事、歌谣颇有造诣，曾任教三官堂，言传身教，桃李满天下。

第二节精英名流辈出

洞头列岛物华天宝，孕育了一代代乡贤先达。

清中后期，洞头列岛学术、文学、艺术、科技、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诞生了不少的名人雅士。例如，小朴村颜氏家族，颜受满祖孙三代，出了三位名人，颜受满为清末经商巨擘，“性忠直，为人解纷，一言判息四方”；颜受满次子颜祜得为清贡生，“光绪壬寅科（年）宁张亨嘉选取庠生，由庠生授贡职，宣统己酉年（年）秋得选为孝廉方正。”；颜受满之孙颜贻欣（年-年），名承鲁,号岱东，中国物理学会会员、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教授等职，著有《物理学》、《几何光学》、《波动光学》等教科书……诸如此类比比皆是，在此就不一一表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