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大声喧哗的中国人

郑老师的话

一些所见所闻触发我旧文新帖。衷心希望有一天，“大声喧哗”将不再是国人的标签。

“大声喧哗”是中国人举世闻名的陋习，在地铁上、公园里、楼道间，总有各种中国人用洪亮的声音操着南腔北调去表达着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旁人们也不得不被动地在与他们分享着生活的点滴。中国人的声音总是如此有穿透性，使得旁人总是能在不经意间清晰地听到他人父子、夫妻、朋友之间的私密事件，虽然这与广场舞音乐一样，令人避之唯恐不及。

有许多知识分子就此从各个角度分析过中国人以及中国社会的劣根性，比如没有公共空间的意识，比如没有接受过良好的道德教育再比如城市化进程太快人口素质参差不齐。这些分析都有其部分真理性，而从郑老师的学科角度出发，我恰恰看到了许多国人在大声喧哗之时的无奈，因为他们在公共场合不得不说话之时，有一样技能还未获取。

中国曾经是一个古老的农耕文明社会，这样的社会样态沿袭至今，当下移动互联如此便捷发达，中国城市化进程如此之快，但是也还并未根本改变中国数亿农民面朝黄土的局面，许多城市新移民往往也有着面朝黄土的童年或者青少年时代，或者有着面朝黄土的父母或者祖辈，一个农业国往往就有一个农业国的痕迹，这个痕迹表现在语言之上，那就是“大声喧哗”。

请各位情景再现一下，两个面朝黄土的农民，彼此在自己的田垄耕作，两人隔着空旷的田野，他们之间要互相交流一个信息，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来进行？当然是“大声喧哗”，否则不足以令对方听清自己的声音。乡间地广人稀，人们互相招呼或者在劳动中互相照应往往都会用比较大的声音去进行表达，这与“素质”或者“道德”并没有太多关系，而仅仅是一种习惯而已。

而城市生活骤然而至，突然间“公共空间”开始出现，人们需要很好地自我约束才能够适应这样的生活。据我所见，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兄弟们，在许多场合往往会更谨慎和自律，他们往往缄默不语，但是当一个电话不期而至，他们不得不说话时，那种在田间地头所习惯了的“大嗓门”便不由自主地开始工作，“大声喧哗”这种“不文明”的画面便映入人们的眼帘。不仅仅是农民工兄弟，那些出生成长于城市化大潮之前的前现代化社会的貌似学历更高、地位更高的国人，大体也是如此，我的许多年长的朋友或者家人在接听电话的时候都保持着大声说话的习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会觉得电话那端的人距离他们很远，他们唯有大声说话才能令其听清，这些都是农耕社会的遗迹，“大嗓门”便是这个农耕社会遗传给这些代际人群的基因。

刚才说到，国人之所以总是有这样的窘态，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一项技能。在公共场合说话本身并无伤大雅，那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并非在公共场合就噤若寒蝉，他们也都会说话，只是说话的声音会比中国人小得多。而中国人所没有获得的一项技能，便是“窃窃私语”的能力。

从播音专业的角度来说，这种能力叫作语音发声“弱控制”的能力。通过对自己气息的控制，同时对喉部进行控制，使得声带不完全闭合，从而发出比较轻微的气声，用一种非常柔和的方式去与人交流，这样的能力往往并非人人都会。我在教学实践当中发现，那种大声说话的强控制能力，中国人几乎都是不学而能的，如果要比撕心裂肺地大声呼喊，许多人也并不会输“咆哮教主”马景涛，但是轻声温柔地说话，却让很多人犯难，追根溯源，一个在田间地头成长起来的民族，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学习那样的一种表达方式，这就造成了当下“大声喧哗”的尴尬局面。

对于播音专业而言，弱控制是专业人员要掌握的重要技能，因为播音员主持人大多面对演播间话筒，并不需要太过强烈的气流去冲击声带，而也只能弱控制之下，才能产生亲和力和亲切感。但是它对于分寸的拿捏要求就会更高，所需的练习也会更复杂。

使用合理的发声技巧辅以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的朗读练习，在生活中用弱控制来进行情感的充分表达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

“大声喧哗”这件事情，并不会随着媒体的不断谴责以及政府的道德说教而显著改变，因为刨开公共空间意识及文化道德的欠缺，轻声细语地说话能力是许多人并未掌握的，更重要的是，它并非不学而能。

我们民族过去在音声方面的陋习及劣根性，终有一天会烟消云散。“郑老师的话”这个